毕焕吾板着脸，但也就绷了十几秒钟，脸上的神色又软和下来：“小杨，我也不难为你了。往后你要是有这想法，给我写封信就行。”

　　话还没落地，杨百川就抢着应道：“我愿意来！”

　　能这样就进入汉大，谁不去谁憨包。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80年代作家班的情况。

　　80年代中期，燕师大、汉大这些名校都陆续开办了作家班。招生不通过高考，而是直接报名选拔，专挑社会上已经小有成绩的作家。

　　在教学上，请来一帮名师授课，主要搞文学创作教育，不太看重学术训练。

　　像毕焕吾这种中文系的老资格，是有权力决定录取名单的。

　　所以杨百川算是撞到大运了。

　　从作家班走出来的大佬不少，莫言、余华、迟子建、王安忆这些人，当年都在作家班读过书。

　　不过，也很难讲这样的班对培养作家能起多大作用，毕竟那些大佬本身就是很有水准的。

　　但它确实给文学新人们搭了个台阶，能让他们挤进全国文学的“圈子”里。

　　许多人或许会认为，文学创作嘛，写得好就行。其实不然。有时候，会打交道、处关系，甚至比写得好更管用。

　　等混进了那个圈子，在其中站稳脚跟，就会有人找你约稿子。你出新作时也有人写评论。

　　那些评论文章，一方面是对作品的分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但另一方面，也是在给作品炒热度，算是一种站台、撑场子的形式。

　　评论界有个怪现象，那就是，很少有人写挑毛病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夸的。

　　有时候读那些评论，用词夸张得很，还以为推荐的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等找来原书一读，才晓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大失所望，拿来垫桌脚都嫌软和。

　　这么一来，评论家就少了些该有的风骨，沦为给作品帮腔的捧哏。而对作家自己来讲，写得好不如有人夸，去结识那些能吹出花的评论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除了这些，我们还时常能看到那种作家作品研讨会，要么就是换些别的名目，讨论会、研推会什么的，但说到底都是一码事，也就是请一帮知名学者、大刊编辑，围绕某个作者的作品开个会，发表些看法。

　　这些人可不是随便就能请得动的，还得靠作家自己的人脉。毕竟，这些人一个个都“日理万机”，要人家抽空看你的小说，看完了还得耗死一些脑细胞琢磨评论，人家凭什么？除了给劳务费，就是凭作家跟他们的交情了。

　　搞笑的是，这种会议竟然也以夸赞的发言为主，基本没人当着作家本人的面挑毛病。不过也能理解，来的都是朋友，而且能混到那个位置的人，谁不晓得给人留面子的道理？

　　所以这种研讨会基本也相当于作家的“站台会”或“表彰会”。半天下来，净听好话，听得作家心里美滋滋的，完了大伙乌暄暄地往饭店去，推杯换盏，大鱼大肉，仿佛这顿饭才是主角。作家听美了，嘉宾吃美了，皆大欢喜。

　　跟别的学科相比，文学似乎更讲究“圈子”，毕竟评判的标准比较主观。

　　过去信奉的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后来却变成了大作家大学者都推荐，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这样只会让这个学科慢慢走下坡路。所有人都看到皇帝没穿衣裳，可谁也不说破，只能强忍着恶心，任由那光溜溜的皇帝在眼前晃悠，辣眼睛。

　　杨百川深谙这些道理，也对这样的死循环感到愤慨和忧心，但他现在还没有能力改变这些。

　　打不过就加入。杨百川现在更应该做的不是愤世嫉俗，而是挤进这个圈子。

　　毕焕吾听他答得这么果决，眼皮往上一抬，嘴角也跟着勾起来：“那太好了！等我们这边筹备妥当了，再通知你。”

　　杨百川连声道谢。毕焕吾继续念叨：“写作要勤练习。这一年你可不能松懈啊！”

　　杨百川使劲地点了下头，又垂下目光，才想起那两篇稿子，问道：“毕老师，你看我那篇《红花椒》，怎么样？”

　　毕焕吾收敛了笑容，又捡起稿子，端详了一阵：“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意思……”

　　杨百川心想，不愧是文学院的教授啊，就是有水平，一眼就看透了这小说的筋骨。

　　毕焕吾忽然站起身，踱到旁边的书堆，闷头翻找，嘴里嘟囔着：“我不太好评判，以我的审美不太能欣赏。但你写得有那个味道了。”

　　过了一会儿，他喊了声“有了”，从书堆里抽出本泛黄却封皮簇新的小册子，递给杨百川。

　　百云从身后探过脑袋，一字一顿地念：“加西亚·马尔克斯……”

　　毕焕吾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你可以学学这个作家，他写的小说很有那个味道。别的我就没什么意见了。你要是愿意，可以改完了再拿给我，我帮你投出去试试。”

　　杨百川脸上笑嘻了，连声道谢：“好！我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虽然嘴上这么讲，但他对马尔克斯其实早已熟悉。

　　在穿越前的那个时代里，马尔克斯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尤其是他那部长篇小说《百年孤独》，时常出现在各种读书博主的榜单上，可杨百川每次翻开就打瞌睡，压根读不下去。

　　因为来来回回看过很多遍开头，他把第一段话记得清清楚楚：“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句话用了一种被学界称为“过去未来时”的时态，也就是站在未来的角度回望过去，在一句话中融合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三种时间，营造出浓郁的宿命感和历史的沧桑感。

　　在八九十年代，这句话被中国作家们争相模仿。曾有编辑回忆，那时候，十篇小说里有九篇的开头都是“多年以后，某某将会回想起……”

　　不少经典作品也能看出模仿的痕迹。

　　比如，莫言《红高粱》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

　　余华《难逃劫数》的开头是这样的：“东山在那个绵绵阴雨之晨走入这条小巷时，他没有知道已经走入了那个老中医的视线。因此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也就无法看到命运所暗示的不幸。”

　　陈忠实《白鹿原》的开头是这样的：“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

　　也许他们不会愿意承认自己模仿了哪位作家，但他们的文字在无形中露出了马脚。

　　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模仿得确实精妙，一下就把那种时空的纵深感写出来了。

　　兄妹俩走出办公室时，门外的走廊里已斜斜地铺着夕阳。

　　他们走出文学院，漫步在阳光灿烂的柏油路上，路两旁的行道树被太阳晒成了铜的颜色。

　　百云走在前面，忽地转身，把双臂张得很开，像翅膀一样，笑晏晏地望着杨百川：“太好了呀，哥！我们能一起上学啦！”

　　杨百川把怀里的《渝州文艺》和那本马尔克斯作品集，往胸口又拢了拢，也笑着望向妹妹：“太好啦。”

　　初秋的风还带暖意，掠过杨百川的脸，卷着若有若无的桂花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