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

　　杨百川感觉脑壳像是被人拿棒槌狠敲了几下，痛得要炸。

　　他使劲地眨了好几下眼睛，才慢慢看清眼前的景象。

　　他躺在一间灰蒙蒙的土墙屋子里。

　　屋外大雨倾盆，打在瓦片上，噼啪乱响。

　　屋内四处漏风，房梁上挂着的苞谷串和老腊肉随风晃荡。

　　“你醒啦。”

　　说话的是个女人。她原本趴在床沿打瞌睡，这会儿直起腰来。

　　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光，杨百川看清了她的容貌。

　　二十二三岁，大眼睛，塌鼻子，皮肤有点黑，脸上长着粉刺。穿了件泛白的蓝布衫，领口磨得起了毛边。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

　　杨百川抬手摸到额头上缠着的纱布，手指头刚碰着就火辣辣地疼：“我……这是怎么了？”

　　“你命大哦。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到了，还好被人发现得及时。”

　　但在杨百川的记忆里，他正伏在电脑桌前码字，闪烁的电脑屏幕光刺过他酸涩的眼皮，耳边回荡着座钟的响声。

　　铛、铛、铛……

　　然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女人递过一只缺了一角的瓷碗，碗身上印着伟人的侧脸像，旁边环绕着“东方红太阳升”的字样。

　　这碗也太复古了……

　　杨百川接过碗，手还有点抖。他喝了口水，感觉舒服了些，摸了摸自己的裤兜，什么都没有。

　　“我手机，手机丢了。”

　　他感觉喉咙像被刀片割过，生疼又漏风。

　　“什么手机？”女人满脸困惑，仿佛从没听过这个词，“只听说过公鸡母鸡，什么是手机？”

　　杨百川猛地起身，竹板床吱呀响了一声。他感到脑袋一阵晕眩，连忙扶住额头。

　　闭眼前的最后一束目光，落到挂在门边的日历上。

　　1981年7月5日，辛酉年甲午月癸未日。

　　脑中忽然闪过一串记忆，像老式电影胶片般咔咔转动。

　　暴雨里忽明忽暗的闪电，水流成河的乡间小道，颠簸掉链子的永久牌自行车……

　　我……这是穿越了？！

　　更多的记忆如纸片般纷至沓来。

　　就在那一瞬，他获得了原身的所有记忆。

　　杨百川，男，临江县城关镇人，生于1956年腊月间，属猴。

　　父母均为临江县酒厂职工。

　　杨百川中专读的酿造专业，毕业后，顺理成章进了县属酒厂，却因父亲脾气乖戾，好得罪人，被连累发配去当了酒曲采购员。

　　说是采购员，其实就是蹬着辆锈迹斑斑的永久牌二八大杠，到乡下收购粮食。

　　这趟往柏林坝去，半道却撞上了偏东雨。

　　杨百川本想顶着风雨，一口气骑到大队上，却遭遇山上飞石，击中了额头，一命呜呼。

　　眼前这女人只当他命大活了下来，哪晓得男人早已换了个四十年后的灵魂！

　　“同志，莫乱动！”

　　同志，多么亲切的称呼啊！

　　二十一世纪的杨百川从双非理工大学的中文系毕业，正赶上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年月。

　　他挤破头才找到个月薪2500的工作，吃尽了福报，夜里偷摸写网文补贴家用。

　　网文哪是这么好写的！他接连写了三四部，全都扑街，最终决定三开，竟猝死在熬夜码字之时。

　　在那个时代，满大街都是兄弟、老乡、朋友、老师，可再没人喊一声“同志”。

　　人们都在为生活步履匆匆，将生命耗费在生产剩余价值上。好不容易下了班，挤着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共交通，缩回狭窄的出租屋里。就在这日复一日中磨掉了共同的志向。

　　杨百川听话地躺了下来，闻到枕边飘来一股香风。他不知道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的雪花膏。

　　这时他才发觉，女人说的是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在这个年代的渝西地区，农村里说普通话的人，大概只有知青吧。

　　在杨百川这个00后的印象里，知青应该是挽着裤腿挑粪的土气模样，可面前这女子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就像中学时班里那种让人不敢多看两眼的女生。眉眼柔和，比某音里那些滤镜美颜的好看百倍。

　　杨百川眯眼望向四周，瞥见墙角的五斗橱上有一个铁皮医药箱，中间画着一个红漆斑驳的十字，心下了然：这女知青大概是个医生。村民发现了昏厥的杨百川，把他带给女人治疗。

　　又一段记忆忽然涌来……原身一年前来这柏林坝收酒曲，曾在村口见过这个女知青。

　　那天日头毒得很，原身满脸油汗，骑车驶进村子，掠过路边步行的女知青。

　　村口闹哄哄的。黄桷树下，几个妇女缩在树荫里纳鞋底。穿红牡丹汗衫的那个突然撂下锥子：“破鞋来咯！”

　　另一个妇女象征性地拿鞋底去打她的同伴：“你小声点！吼恁个（这么）大声，生怕别个听不到？”

　　“都敢做，还怕人说！”

　　女知青斜挎着医药箱，满脸通红地走过去，狠狠地瞪了几个婆娘一眼，扯身走了。

　　她走出去几步，一个胖婆娘突然蹿起来，对着天讲：“瞪啥子瞪，想打架吗？！”

　　那时杨百川没太看清女人的脸，只记得那双薄薄的耳朵在太阳底下像透明的树叶。

　　后来他又来了几次柏林坝，闲话像麦芒似的往耳朵里钻。

　　“就她龟儿妖不到台（了不起），说普通话，装城头人！”

　　“这就叫做，南瓜把把（南瓜柄）装大脑壳章（红色的印章）！”

　　“你懂个铲铲！不扭起个勾子说话，怎么哄得到那些男的嘛……”

　　……

　　这些使他想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他知道乡下婆娘最爱扯这些闲篇。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生产队越来越松散，濒临解散，人们聚在一起说闲话的时间就多了起来。

　　杨百川知道，关于女人的事实不是这样的。

　　“您贵姓？”他也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问女人。

　　女人一怔。她来临江插队后，大概除了别的知青，就没听谁说过普通话了：“姓陈，陈秀芳，秀丽的秀，芬芳的芳。”

　　听到“陈”字的时候，杨百川心里咯噔了一下，但随后出口的两个字又让他失望。在乡下随便拎出一个妇女，都可能叫这个名字。

　　怎么就不是陈清扬呢？

　　他突然想到，王小波此时还在人大念书，发表《黄金时代》是十年后的事。

　　在王小波的脑海里，“陈清扬”也许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在杨百川这里，她早已是一个血肉饱满的女人。

　　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要是我先一步写出《黄金时代》，“中国的卡夫卡”岂不就成我了……

　　就算成不了卡夫卡，做个三流作家也行啊！

　　想当年，他也是个怀揣着作家梦的文青。

　　大学那阵他尝试写过几篇“纯”文学小说，投给几个杂志，都石沉大海。在小蓝书、豆花逛了几圈，看到有人骂文伐什么的，也跟着骂了几句。那些稿子就一直躺在电脑的新建文件夹里吃灰。

　　但这是1981年啊，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彻神州大地，春来潮涌，万物竞发。

　　文坛不像四十年后那般死水一潭，而是一条化冻的春江，浪头一个撵一个。

　　文学杂志相继复刊，也有新的杂志纷纷涌现。

　　大佬也没那么多。健在的像曹禺、巴金，都年事已高，日后称雄文坛的如余华、莫言，都还没成名。

　　此时的文坛就像是一片无人管辖的区域，想象力如野草般肆意生长。

　　新人作者有着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

　　脑子突然一嗡，又涌来了一段记忆。

　　原来原身也是个文学青年，出事前不久才给酒厂的厂报投了一篇小说。

　　那可是个新华书店门口大排长龙的年代啊，谁不是文学青年呢！

　　他向陈秀芳说了自己名字，转头看见床头柜上垒着几摞书。

　　有《呐喊》《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等中外名著，也有像《收获》《红岩》这类国内文学杂志。

　　他随手抽了一本《收获》，竟是1979年第1期。

　　《收获》复刊号，这在四十年后的孟夫子旧书网上，怕是能卖个一千块钱！

　　“同志，你也喜欢文学吗？”

　　陈秀芳这句话愣生生的，像吃了一颗青胡豆。这个年代的人，朴实得让人不习惯。

　　“咋个不喜欢嘛，我还在写小说嘞！”

　　他的脑海里忽地晃过个印着酒厂徽章的笔记本，封面上歪歪扭扭写着《遥远的海岛》。

　　这就是原身投给厂报社的那篇小说，讲的是四九年我军打舟山群岛果军残部的故事。

　　这是十七年文学的老路子。看来原身这小子还没跟上时代潮流。

　　杨百川是中文系出身的，对此时文坛的风向了如指掌。

　　随着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伤痕》的发表，中国文学进入了伤痕文学的阶段，时兴的是揭露前十年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

　　在后世看来伤痕文学有点哭哭啼啼的意味。

　　80年代初，伤痕文学又演变为反思文学，不再停留于揭露表面的创伤，而试图深入历史，探寻造成前十年路线的历史渊源，代表作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

　　杨百川的脑海里闪过一串大学期间背过的名词解释：

　　改革、寻根、先锋、现代派、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

　　这哪是文学史，分明是张发财的路线图！

　　他完全可以紧扣时代的文学潮流，闯出自己的一片文学天地！

　　而且比起倒腾商品、走深圳闯码头的营生，这条路稳当得多，不用沾染黑白两道，只消一头扎进纸堆里。

　　他激动地翻开手里的杂志，胸腔里的心脏朴朴跳动，全然将陈秀芳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我杨百川的黄金时代要来了！